默示、權威與詮釋（六）
本文承接本刊第二十一期內文「默示、權威與詮釋（五）」
彭國瑋 作
邱其玉 譯
編按：本文為作者於2003年華神「詮釋學與神學研討會」所發表的學術文章。當代系統神學對聖經權威的論述，並未充分考慮聖經形成之複雜歷史現象，以致產生之神學建構與現今已知的聖經形成史有相扞格之處。有鑑於此，本文始於對聖經形成複雜歷史現象的綜覽，從而提出合乎歷史現象之聖經權威教義的神學建構，並討論該神學建構對於教會生活的意義。原刊載於《獨者》2003年冬季號第4期，感謝《獨者》同意轉載。
4. 其它需要考慮的因素：從晚近對默示教義的批判與聖經權威教義之重建的嘗試來看
在Lewis文章的結尾，他悲歎道，聖經在成為神聖經文之前，以神聖故事的形式，在一段很長的時間中流傳，這樣的觀點，與聖經的神聖性，來自於神聖默示的觀點，這兩個觀點彼此間是不可能協調的
。然而，根據上述的綜覽，真正該做的恐怕不是去調和這兩個觀點，而是要在聖經形成史的啟發之下重建聖經權威的教義。在提出我們的構想之前，首先應當綜覽某些對默示教義的批判與重建。
4.1 Paul J. Achtemeier
Paul J. Achtemeier革命性的著作The Inspiration of Scripture
，很可能是試圖依據當代聖經學術研究來挑戰「默示」之作者角度進路的第一人。在這本書中，Achtemeier論道，自由的觀點與保守的觀點兩者共同的基本問題就是停留在默示的先知模型上，而根據現代批判性學術對聖經之形成的理解，這個模型已是被摒棄的過時想法
。Achtemeier所採取的進路，與本文類似，他認為新舊約中許多素材之所以被收集，是為了某些宗教社群內部的功能。這些素料是受到社群的經驗所啟發，是為社群的利益而講述，並且因此其來源是群體性的而非個人性的。
所以，他提出默示之場景並非作者群，而是在傳統、處境與回應的相互運作當中
。換句話說，被默示啟發的人不是作者，而是讀者，讀者藉由從過去傳承予他們的傳統來理解自我，並在面對與回應新處境時，去使用且改變傳統。
Achtemeier十分清楚，對成文聖經的閱讀或聆聽，並不必然帶來理解或接受其見證為真這樣的結果；在聖經之言面前，必需要有某種「更進一步的行動」，使得聖經可以說服讀者或聽眾去相信其真理
。Achtemeier認為這「更進一步的行動」就是聖靈的內證(testamonium internum Spiritus
Sancti)，且由於聖靈的內證之故，默示不會停留在作品的成書過程，而必然要在閱讀中繼續進行 。
Achtemeier對默示教義的建構，或者說是他的重構，其優點之一是充份參考了當代聖經學術研究的成果，這與保守派的想法不同；同時他的建構也與自由派的想法不同，因為不會為了批判性的學術研究而犧牲了聖經的權威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這種重構完全改變了「默示」的語意，將原先與書寫成文過程有關的語意，轉移到與閱讀過程有關的語意。鑑於傳統上對「默示」的理解是屬於前者，這樣的語意轉讓人必需要問，「默示」是否仍是描述聖經權威最恰當的用語？
4.2 John Goldingay
上述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Goldingay的Models for
Scripture一書中的一個出發點。Goldingay認為聖經的本質不能被任何單一模型所概念化，因此提出建構聖經的教義的四個模型。他定義這四個模型為「聖經作為見證的傳統」
、「聖經作為有權威的正典」 、「聖經作為受默示的話語」 以及「聖經作為所經驗的啟示」
。Goldingay主要是把這幾個模型與聖經中出現的不同體裁關連起來。聖經作為「見證的傳統」連結到敘事文體的經卷，這些經卷所關心的是傳遞以色列歷史與耶穌歷史的見證有關；聖經作為「有權威的正典」連結到「五經」和其它經卷中的訓誨材料；聖經作為「受默示的話語」連結到「先知書」，這些書卷既是人的話語也是神的話語；而聖經作為「所經驗的啟示」則是連結到出現在「詩歌智慧書」與「書信」中的「經驗-反思性」（experiential-reflective）的材料，以及「啟示文學」中的啟示性的材料
。Goldingay並不認為某個特定的模型只能應用在某種特定的體裁上，故此只能應用於某部分的聖經。在討論個別模型時，他也探索當聖經根據此一特定模型下理解為一個整體時，許多其它模型與此特定模型關連的方式
。
Goldingay的研究進路值得我們深入而批判地了解，而他的某些假設或許也須要被討論。例如，體裁的不同是否可視為本質的不同，故而可以被視作不同的模型，這仍是一個有待探討的問題。即便不同的體裁可以視為不同本質體現的結果，但把「五經」視為「有權威之正典」的體裁，而將「先知書」視為「受默示的話語」，仍不免有些過度簡化。在「律法書」中不僅有律法，也有敘事，要以大家都能同意的方式，區分此兩者有其困難之處，而先知書中的敘事部分，也很難被理解為「受默示的話語」。實際情況要比他所呈現的複雜得多了。儘管有這些次要的缺點，Goldingay成功地把我們的注意力轉向聖經素材的豐富性、多樣性與複雜性，這些性質都不容過度簡約為單一的建構或模型；而這種豐富性、多樣性與複雜性在任何聖經本質之教義的建構中，都應當受到重視。
4.3 G.W. Bromiley
Bromiley在他的文章“History of the Doctrine of
Inspiration”當中，以歷史神學的觀點簡要地考察了初代教會、教父時期、中世紀教會、改教時期、後改教時期、以及十八世紀的理性主義中默示教義的概念與發展
。他認為初代教會的默示觀念，受到猶太人的或猶太教的影響，默示教義因而成為了一種極為崇高的教義。然而，這種崇高的默示教義伴隨著三重危機：(1)傾向於從神性本質與聖經權威的角度過度抽象化，以致忽略了人性的作者與處境；(2)當這種教義無法或拒絕將耶穌基督看為聖經見證的對象時，便將聖經由聖經所該見證的對象中抽離，因此使得聖經淪為教義、倫理和禮儀的教科書；(3)在拒絕耶穌基督的同時，也拒絕聖靈的見證，因此對舊約的閱讀也就失去了活潑的生命力
。對Bromiley來說，正統派自宗教改革以後，當面對高漲的人本精神時，在宣講聖經及其默示本質方面變得軟弱無能，因為正統派自己對默示採取一種抽象化、系統化，並且基本上是猶太教化的理解
。既然正統派對聖靈的見證不再有完全的信心，卻又必須為聖經尋找理性的支持，於是聖經便淪為教條真理的教科書，而不再是為耶穌基督所作的具體而活生生的見證 。
Bromiley的觀點，認為聖靈在默示中扮演的角色，不只限於聖靈主動地藉著人的發言或寫作傳達信息，這樣的概念。聖靈所賜下的信息也必須在聖靈裏解讀，而與聖經客觀默示相應的還有主觀的光照與啟迪
，若無聖靈，聖經只能在人類文學的層次中閱讀 ，聖經教義的建構因此不能獨立於聖靈的教義之外。 (未完待續)
【本文作者為英國雪菲爾大學哲學博士(聖經研究)，現任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聖經翻譯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