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示、權威與詮釋(四)

彭國瑋 作
邱其玉 譯

本文為作者於2003年華神「詮釋學與神學研討會」所發表的學術文章。當代系統神學對聖經權威的論述，並未充分考慮聖經形成之複雜歷史現象，以致產生之神學建構與現今已知的聖經形成史有相扞格之處。有鑑於此，本文始於對聖經形成複雜歷史現象的綜覽，從而提出合乎歷史現象之聖經權威教義的神學建構，並討論該神學建構對於教會生活的意義。原刊載於《獨者》2003年冬季號第4期，感謝《獨者》同意轉載。


3.5 舊約經卷的經文史
舊約經卷的經文史應當始於個別書卷的完成。然而，現有最早的證據只能幫助我們追溯到大約西元前三世紀的時代，而這距離個別舊約經卷寫成的時代還很遠。因此，對於舊約經文的起源，我們所能有的只是一些理論與揣推 。

「死海古卷」（the Dead Sea Scrolls）──即「昆蘭古卷」(the Qumran Scrolls)──的發現以及其它在巴勒斯坦地區發現的早期抄本，讓我們對於舊約書卷從西元前三世紀起的經文史，可以有一個大致的圖畫。從西元前三世紀到大約西元第一世紀末，希伯來經文處於一個不穩定而「流動」的時期。「昆蘭古卷」的研究顯示某些昆蘭抄本與後來被稱為「馬索拉經文」的傳統幾乎一致；其餘有些則與《七十士譯本》的經文傳統相似，還有一些其它的則類似於《撒瑪利亞五經》（Samaritan Pentateuch）的經文傳統。換句話說，數個不同的經文型態同時存在於此時期中。

在西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聖殿被毀之後，希伯來文經文的標準化工作才開始進行。拉比們在西元七十年之前所流傳的諸多經文型態當中，採取了其中一種可稱之為「原型馬索拉經文」的經文；而這個經文型態的固定化，可能是在西元二世紀中葉左右才完成的 。

與我們的討論特別有關的一點是，這個經文固定化的過程是發生在基督徒運動開始之後，也是發生在猶太教與基督徒開始分道揚鑣之時。因此，舊約翻譯應根據何種基礎經文來進行的討論，應當要把這個因素考慮在內。

3.6 新約經卷的經文史
新約經卷的經文史始於西元第一世紀後半葉，即當所有新約經卷完成之後。新約經文史的兩個關鍵時期，分別是戴奧克理先（Diocletian）的大迫害（大約西元303-313年），以及接下來的君士坦丁（Constantine）時期。戴奧克理先大迫害的其中一個主要特點，是有系統地破壞教堂建築，以及在其中找到的經文抄本。這個特點造成迫害結束之後，教會普遍缺乏可用的新約抄本。而基督教在戴奧克理先大迫害之後的急速成長，使得抄本短缺的問題更形嚴重。其結果就是在迫害後的一段時期，有許多大型的專業抄寫中心，「大規模生產」新約的抄本。

在這些抄寫中心所使用的範本，主要是與安提阿（Antioch）的解經學派有關，整個東方地區許多教區的主教都來自於安提阿的解經學派；也就是因為這樣的情況，使得這種經文型態，即希臘普通話的經文型態，很快地廣為流傳，並成為後來君士坦丁時期，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所使用的經文型態，即拜占庭經文型態，的前身。唯一未受到這種經文型態影響的地區應該是北埃及的亞歷山太一帶，當地的教會是以亞歷山太為中心，受其嚴密集中的管理結構所統御，極可能是由於亞歷山太學派與安提阿學派之間的競爭與對立，使得在此地產生了另一種不同的經文型態，即亞歷山太經文型態 。

在這兩種經文型態之間，亞歷山太經文型態，包括第四與第五世紀大部分的蒲草紙抄本，和一些大寫體的抄本，當代絕大多數的經文校勘學者，認為這是最接近原始手稿的經文型態，而拜占庭經文型態，則出現於大約八成左右的小寫體抄本，以及出現於幾乎所有的經課集抄本中，大部分的經文校勘學者，都認為拜占庭經文型態在重建原始經文的時候，所具有的價值極低，因為這種經文型態的產生，背後的目的，主要是實用、禮儀或神學性的，而不為了經文校勘的目的。

然而，在其後的歷史中，拜占庭經文型態因作為帝國的經文而廣為流傳。當改教運動時期，人文主義者伊拉斯姆（Erasmus）編輯其《希臘文新約聖經》時，他所依據的主要便是這個拜占庭經文型態，而他的《希臘文新約聖經》正是德文的《路德聖經》（German Luther Bibel）以及英文的《英王詹姆士譯本》（English King James Version）背後的所謂的「公認經文」。一直到十九世紀的學者才以亞歷山太經文型態來挑戰所謂的「公認經文」的權威，咸認前者更接近原始經文。(未完待續)

【本文作者為英國雪菲爾大學哲學博士(聖經研究)，現任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聖經翻譯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