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聖經有一段漫長的翻譯史。馬禮遜牧師踏入中國的那一年，亦即1807年，他就開始進行翻譯工作，1814年出版新約的《馬禮遜譯本》，1823年出版了新舊約全書。接著還有其他譯本出現，像1822年的《馬士曼譯本》，1840年的《新遺詔書》，1854年的《委辦譯本》，1862年的《裨治文譯本》，1868年的《高德譯本》，這些都是以文言文譯成。

中國進入清末時期，語言和文字有了相當的變化，一般寫作傾向用較為通俗之淺文理。口語方面，大多數人是說官話，就是現在所稱的普通國語。於是有以下譯本出現：1856年的《南京官話譯本》，1878年的《北京官話譯本》，1885年的《楊格非淺文理譯本》，1902年的《施約瑟舊約官話譯本》，1905年的《楊格非官話譯本》及《施約瑟淺文理譯本》。

由於來中國的宣教師各自翻譯、推銷自己的譯本，有礙宣教事工的推展，因此，1890年在聖經公會主導之下，在上海召開英、美聖經公會的宣教師大會，會中決定推行合一譯本。當時成立三組委員會，分別負責翻譯《文理和合譯本》、《淺文理和合譯本》和《官話和合譯本》三種統一的譯本。

《淺文理和合譯本》新約於1904年出版。《文理和合譯本》新約於1907年出版，舊約於1919年出版。1907年，當各教會聯合舉行馬禮遜前來中國百週年紀念時，與會代表建議將文理和淺文理兩組合併，因為當時一般的寫作已漸趨向淺白的文體。

《官話和合譯本》委員會於1891年11月初次集會，1906年完成新約，1919年新舊約全書完成面世，前後費時27年之久。出版之後成為現今華人教會使用最廣的中文聖經，也就是今天簡稱的《和合本》聖經。

八十年來，《和合本》不斷流傳，使千千萬萬的華人認識神、生命得到指引。然而因當初所用標點、編排方式皆屬十九世紀之型態，聖經公會在1989年重新採用新標點、新型態編印、出版《新標點和合本》，呈現給世人。

　

語文是活的文化，跟人類生活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聖經語句內容的表達，也需要敏銳地反映時代的關聯性。1971年秋天開始，許牧世教授、駱維仁博士、周聯華博士、王成章博士和焦明女士以「意義相符、效果相等」的原則，重新翻譯中文聖經。此譯本撇棄《和合本》中暗晦難明的字句，譯出通順易懂、又具時代特色的經文，於1979年出版，稱為《現代中文譯本》。此後又於1997年修訂完成《現代中文譯本修訂版》。

聖經為什麼要出版新的譯本？主要有兩點：1. 由於考古學的貢獻，許多較接近使徒時代的原文聖經抄本相繼發現，用此作為新譯本的依據，更能有效闡明真理。2. 由於語言會隨時代而演變，為避免同一語詞因時代不同而產生不同意義，使經文受到後來讀者的誤解，因此聖經需有符合時代用語的新譯本出現。《和合本》完成時，當時的讀者能讀懂或認為通順的語句，今天的讀者可能覺得難以明白。這是為何會有《現代中文譯本》出現的原因。

現今的聖經譯本翻譯，都持守一個翻譯原則：「意義相符、效果相等」。譯經者一方面要使譯文忠實地傳達原作者的意思；另一方面，譯文又必須做到使現代讀者充分明白原作者所要傳述的的訊息。前者是向作者負責，後者是向讀者負責，這如同譯經的兩翼，缺一不可。

《現代中文譯本》強調「聽」和「讀」同樣重要。隨著廣播事業的發展，「聆聽」也是資訊取得的方式之一，因此文句若太典雅、洗鍊以致誦讀不順口，或不能一聽就明白，就必須修改。《現代中文譯本》遵照此原則，例如詩篇23:3有一句經文，《和合本》譯為「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現代中文譯本》把「義路」改譯為「正直的路」，使人一讀就懂，一聽就明白，這是此譯本的優點之一。

《現代中文譯本》原是以慕道的新讀者為對象而翻譯的，在此一任務上已稍見收穫了。不論是《和合本》或《現代中文譯本》，聖經公會都致力於將上帝的話語，以人類可以理解的方式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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